僧人也有“身份证”
我们一般国人有户口本、身份证这些证件，一方面是为了随时可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国家的户籍管理。乃至于其他种种群体，大约都有其特殊的证件来证明身份和方便管理，如学生证、老年证、驾驶证及种种资格证等等。
出家人辞亲割爱，完成了从尘劳凡夫到人天师表的转换之后，是否也有类似的证件呢？出家人外出行脚前往当地丛林挂单，也需要出示相关证件。
汉传佛教的出家人不仅有僧籍（类似一般公民的户口），也有度牒与戒牒（类似一般公民的身份证），这就要从中国古代僧籍管理制度的建立说起。
僧籍管理制度的雏形
试经与度牒的正式确立
隋唐以后，政府加强了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在鸿胪寺或尚书祠部设立俗官管理寺院的寺额、僧籍、大寺主持的诠选等事务，同时又保留南北朝以来的僧官职务，管理寺院中僧人修持、戒律、财务等具体事务，僧籍管理制度基本成型。
当时出家管理也非常严格，各个州县每年能够通过考试度化的出家人皆有定数，而且数量很少。如《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大师的出家经过：
俄而有勅于洛阳度二七僧，时业优者数百，法师以幼少不预取限，立于公门之侧。时使人大理卿郑善果有知士之鉴，见而奇之，问曰：“子为谁家？”答以氏族。又问：“求度耶？”答曰：“然。但以习近业微，不蒙比预。”又问：“出家意何所为？”答：“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果深嘉其志，又贤其器貌，故特而取之。
可见，那一年有志出家且佛学知识优秀的就有数百人，而当年洛阳地区能够录取的名额却只有十四个。若非玄奘大师偶然的机会遇到主考官，并说出那句震古烁今的“远绍如来，近光遗法”，只是年龄过小这一条便足以将这位佛法宗师给埋没了。
这种筛选考试虽然与佛法的慈悲普度精神不无矛盾，但可以鉴别出家发心的真伪，也考察了出家者的佛学素养，在当时对提升僧团的准入门槛，防止滥竽充数起到了一定作用。
至唐玄宗时，政府在僧籍管理方面又实行了重大改革，即由政府对合法僧人发放度牒，只有拿到政府度牒的僧人才能享受国家的免赋免役特权。
据《佛祖历代通载》：“天宝五载（746）丙戌五月，制天下度僧尼，并令祠部给牒。”僧尼以度牒为身份凭证，必须随身携带，后代遂沿为制度，未取得度牒而私自出家称为“私度”。
度牒的演变与戒牒的出现
在唐代实行度牒制度后不久就发生了安史之乱，平叛战争使国家财政十分拮据，官府开始通过出售度牒以充军政费用。唐宋以降，出售度牒和卖官鬻爵一样成为政府的一项“正常”收入。宋代出售度牒最严重时，甚至出现了度牒与交子（中国最早的纸质货币）并行市场的局面。
明清两代，为了防止僧道数量的快速增长，也尽量减少由于出售度牒造成的混乱，政府采取控制度牒发放数量的办法。
明代由僧录司、道录司掌颁，洪武五年（1372）始行，二十四年定制，三年一颁牒，令僧、道赴京考试颁给，不通经典者黜之。同时，政府规定凡有私度者杖八十，顶名冒替者杖四十，僧道官革职。
清初沿袭明制，天聪六年（1632），定各庙僧、道以僧录司、道录司综之，凡谙经义、守清规者，给予度牒。康熙年间开始推行的“摊丁入亩”政策（政府废止人头税，只收地亩税的政策），使僧人的免役特权在无形中被取消，出家除了信仰上的原因，再无经济上的好处，因此从国家财政收入角度，度牒变得无关紧要。
乾隆三十九年（1774），彻底废止度牒制度，只由寺院颁发戒牒。戒牒的出现，使得僧籍完全由各宗教团体负责管理，拜师受戒成为正式僧人的唯一条件。
度牒与戒牒的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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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听禅院钟声
禅意品青山绿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