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儒家、道家、禅宗中都有着“超凡入圣”的理想追求，而“超凡入圣”就必然有着一种“超越生死”的态度。它们的“超越生死”的态度虽不相同，但无疑对人们的“生死观”有着重要的正面意义，人们定会从中得到提高精神境界的启示。
儒家的生死观：道德超越，天人合一，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儒家生死观的基本观点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因此，它重视的是生前，而非死后，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生时应尽自己的责任，以努力追求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
人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有限之个体，但却能通过道德学问之修养（修道进德）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以体现“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一个人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善性，以实现天道的要求，短命和长寿都无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的道德与学问，这样就是安身立命了，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一种“不朽”的人生境界。
因此，古之圣贤认为，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达到永存而不朽，所以有所谓“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明朝的儒者罗伦有言：“生而必死，圣贤无异于众人也。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圣贤不同于一般人只在于他生前能在道德、事功和学问上为社会有所建树，虽死，其精神可“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这种不朽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社会、道德上的意义，而和自己个体的生死没有直接联系。
宋代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存，吾顺世；没，吾宁也。”人活着的时候应努力尽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
由此看来，儒家并不以死为苦，那么儒家的学者有没有痛苦呢？照儒家看，从个人说，如果“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是个人的痛苦；而更大的痛苦是来自其社会理想之未能实现，南宋的文学家陆游在他临终前写了一首诗留给他的儿子：“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陆游在死前的痛苦不是为其将死，而是没有能看到宋王朝统一南北。
南宋末还有一位儒者文天祥，在他临刑时的衣带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尽义，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视死如归，因为他能以孔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理想而无愧于天地之间。因此，对于儒家说，痛苦不在于如何死，而在于是否能做到“成仁”、“取义”。在儒家的生死观念中，所感到痛苦的是“苦在德业之不能竟”。
道家的生死观：顺应自然，与道同体，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道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是“生死气化，顺应自然”。照道家看，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老子讨论生死问题的言论较少，他认为如果人不太重视自己的生命，反而可以较好保存自己，这和他所主张的“无为”、“寡欲”思想相关联。他还说：“死而不亡者寿。”王弼注说：“身没而道犹存。”照老子看，“道”是超越永恒的存在，而人的身体的存在是暂时的，如果人能顺应自然而同于道，那么得道的人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所以老子说：“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同于道”即是“与道同体”，它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是对世俗的超越与升华。
庄子讨论生死问题比较多，在《大宗师》中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生、老、死都是自然而然的，死不过是安息。进而庄子认为生死无非是气之聚与散，所以《知北游》中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如果死和生是相连属的，我对之有什么忧患呢！《至乐》载，庄子妻死，惠子往吊，见庄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不以为然，但庄子认为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一样，所以“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达生》）。
西晋的玄学家郭象对庄子的生死观有一重要的解释，他说：“夫死生之变，犹春秋冬夏四时行耳，故生死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而死者方自谓生为死，则无生矣。生者方自谓死为死，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则无死矣。”这就是说，生和死只有相对意义，只是事物存在的不同状态，对“生”来说，“生”是“生”，但对“死”来说，“生”是“死”；对于“生”来说，“死”是“死”，但对于“死”来说，“死”是“生”。因此，说“生”、说“死”只是不同的立场所有的不同看法，故应“生时安生，死时安死”，这样就可以在顺应自然中得到超生死，而与道同体了。
那么道家在生死问题上以什么为苦呢？照道家看，以不能顺其自然为苦。
在《应帝王》中有一个故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个故事说明，一切应顺应自然，不可强求，虽出于好心，但破坏了其自然本性，则反受其害，这是庄子的忧虑。照庄子看，人往往喜欢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从而“苦心劳形。以危其真”，这样就会远离“道”，而陷入痛苦之中，故“苦在于自然之未能顺”。
禅宗的生死观：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苦在无明之未能除。
佛教认为，人世间是一大苦难，人生有不能逃避的“八苦”。人之所以不能逃避这种种苦海，是由于“无明”（不觉悟）引起的。
佛教的教义就是教人如何脱离苦海。想脱离苦海就要照佛教的一套来修行，出家和坐禅等等都是不可少的。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五六百年，在中国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若干个宗派，其中以禅宗影响最大。
禅宗的真正缔造者是唐朝的和尚慧能，这个佛教宗派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为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慧能认为，佛性就是人的本心（或本性），明了人之本心，即洞见佛性，“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佛性”是什么？照慧能看，“佛性”就是每个人的内在生命本体。如果一个人能够自觉地把握其生命的内在本体，那么他就达到了超越生死的成佛的境界。
用什么方法达到这种超越生死成佛的境界呢？禅宗创立了一直接简单的修行法门，它把这法门叫做“以无念为宗”，即以“无念”为其教门的宗旨。所谓“无念”，并不是“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不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而是在接触事物时心不受外境的任何影响，“不于境上生心”。
因此，人并不需要离开现实生活，也不需要坐禅、读经、拜佛等等形式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照样可以达到超越生死的成佛境界，“挑水砍柴无非妙道”。这种达到超越生死成佛境界，全在自己一念之悟，“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悟”只是一瞬间的事，这叫“顿悟”，瞬息间克服“无明”（对佛理的盲无所知）而达到永恒的超生死的境界。这就是禅宗所追求的“成佛”境界。
中国的禅宗虽也不否认在人生中有“生、老、病、死”等等之苦，但是只要自己不以这些“苦”为“苦”，那就超越了“苦”，而“苦海”也就变成了“极乐世界”，这全在自己觉悟还是不觉悟。因此，人应该自自然然地生活，“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切听任自然，无执无着，便“日日是好日”，“夜夜是良宵”。超生死得佛道，并不要求在平常生活之外有什么特殊的生活，如有此觉悟，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生死的道心。所以照禅宗看，人的痛苦是在于他的不觉悟（无明），苦在于“无明”之未能除，只要人克服其迷误，就无所谓“苦”了。
综观中国的儒、道、佛，其对生死问题的看法虽不相同，但是否其中也有一共同点？照我看，儒、道、佛都不以生死为苦，而以其追求的目标未能达到为“苦”。儒家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为“苦”，即以不能实现其道德理想为“苦”；道家以“苦心劳形，以危其真”为“苦”，即以不能顺应自然为“苦”；禅宗以“于外著境，自性不明”为“苦”，即以执着外在的东西，而不能除去“无明”为“苦”。
今天在现代化的社会中，科学技术有了空前的发展，把人作为自然人看，对人的生和死都可以或者大体可以作出科学的解释，但人们的生死观仍然是个大问题，因为它不仅是个科学问题，而且也是个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问题。
由于人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的不同，因此会形成不同的生死观，这大概是无可置疑的。因此，我们把中国古代儒、道、佛对生死问题的不同看法作为一种理论问题提出来讨论，这大概和其他理论问题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生物学上看，人是不可能超越生死的，但从人的精神境界方面看，则是可以超越生死的。所以人类不仅需要解释“生死”问题的科学，而且同样也需要超越“生死”问题的哲学和宗教。
在我已走过人生的一大半的时刻，我来讨论这样一个为人类普遍关怀的“生死”大问题，而且对之有着某种觉解，有着一种超越生死的精神境界，我心中充满了喜悦，精神由之升华。
古往今来的中外大哲学家都可以说在追求着“超越生死”的精神境界。这里我要以中国宋代哲学家张载的名言作为结束，张载的抱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此他提出“仇必和而解”的理论。这种伟大的胸怀，比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不是有天壤之别吗？追求“超越生死”必有“泛爱众”、“慈悲”和“博爱”等宽阔的心胸。
文章摘自《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05期
图文来源 | 综合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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