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城山聚集了一代高僧，小乘习禅与大乘解义并存，且都达到了当时最高境界，开启了定慧双修，禅智并运的优良传统，为佛教中国化的典范—天台宗的创立作了准备，贡献之大，地位之高是不言而喻的。梁朝僧慧皎撰《高僧传》，入传共257人，傍出附见有200余人，而石城山僧侣入传及附见就有十多人，足见其在全国佛教中的地位。
智者，名智顗，原住建康，是南朝陈朝的名僧、极受陈宣帝礼敬，因预感时局将有变动，想离开京都是非之地寻找可以弘法的安乐净土，于陈太建七年（575）秋天初到石城，上天台隐居。他带了二十余人离京，过钱塘、会稽、溯剡溪到石城，参拜了弥勒大佛，又凭吊了昙光和支遁的墓塔，然后再溯剡溪过沃洲上天台。石城寺给智顗留下了深刻印象。22年后，智顗在石城山弥勒石像前圆寂，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一件大事。石城寺也因此成为天台宗的祖庭之一。
据《高僧传》记载，公元345年，高僧昙光为领略浙东的奇山异水，尤其受当时杰出的高僧竺道潜和支遁归隐浙东的影响，慕名来到石城山。昙光栖于石室，草建“隐岳寺”，这就有了新昌大佛寺的开始。
大佛寺作为石窟艺术造像在外很有名气，但大佛寺在佛学研究与传播方面的历史贡献长期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如今，人们在重新认识新昌与新昌大佛寺在宗教界地位时，我们不能不再次提到高僧竺道潜与支遁。竺、支二人在当时的佛教界已经很有名气，由于他们在浙东新昌一带定居后，又有东晋十八高僧中的于法兰、于法开、于道邃等相继到来，因此又吸引了当时的大批名流来此共同探讨佛教，于法兰还在大佛寺的山门外建造“千佛院”的前身“元化寺”。
据史料记载和学者们探讨的结果表明，昙光到新昌石城时，佛教传入中国不过150年，由于多位高僧在此研究与传播佛法，使当时的新昌大佛寺俨然成了全国的佛教研究基地，并由此在浙东一带出现了中国佛教史上的“六家七宗”。众多高僧与名士在新昌的活动将中国的佛教学研究推向了高潮，并在取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向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传播与渗透，这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佛教界将新昌大佛寺作为佛教圣地的最主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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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书的原文有近六千字 ，我们只看开头的一段话 ： “ 有一马王，名鸡户，形貌端正，身体白净” 于彼时间，阎浮提国，有五百商人，欲入大海，求觅珍宝。至其海内，忽值恶风。吹其船舫，至罗刹 国，其国多有罗刹之女，共彼商人 ，五欲自娱，已共商人生男生女，方始将彼诸商人辈，置一铁城，既安置已，变化本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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